添加收藏 | 设置主页

 

困境与突围:中国环境法的理性回归

——以环境法运行与建构为切入点

作者:林磊  发布时间:2014-03-12 09:36:37


论文提要:人类社会在经历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环境法的肇起代表了人类自省精神的复苏,理性在“当下”和“未来”的生存博弈中赢得了回归的空间。在今日之中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环境问题也同时日益凸显。环境法包含的内在价值体系与传统法学之间的差异以及因此产生的冲突,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交织融合,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环境法所彰显的理念价值和规范作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必然引发传统法调整对象从“人与人”相互的关系逐步过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关注,从而对中国法治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产生重要的指引和影响。

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的背景既包含了当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多样性和复杂化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对环境法功能的运行与模式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目前环境法治存在着“利益相斥思维套路” 、“行政干预思维套路” 、“制定法思维套路” 、“末端应对思维套路”四大传统思维套路缺陷的症结。为从深层次改变以上缺陷,需从“价值观”、“逻辑”、“体系”和“立场”四大方面加以转变。

本文借鉴国外环境法运行的模式,希望加以构建出符合我国特色的环境法运行机制。以环境为中心,机制构建包括:全面而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为我国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基于环境法所设立的相关的行政执行机构,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实施主体;预防和惩罚相结合的法律运行机制,保证了环境法的实施效果。基于上述三者的结合,能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和谐与民主中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生、共进、再生,从本质上推动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谋求国民的最大福利。(全文约1.1万字)

关键词:环境法 和谐社会 运行模式 机制构建

 

 

进入近代社会后,伴随科技的迅速发展,三次科技革命相继进行,在自然面前,我们扮演着征服者和掠夺者的形象。在这种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意识支配下,人类以牺牲环境利益的方式换取社会经济的进步,釜底抽薪的发展方式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层出不穷却不被重视,从而埋下了威胁人类自身安全的祸根。

20世纪80年代起,环境问题从局部性、区域性向整体性、全球性趋势蔓延,环境危机成为世界性难题。能源危机、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水与土地资源的污染及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了经济发展结果与经济发展目的之间的紧张和对峙。“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人类开始了对自然价值的道德关怀和反思。

随着环境法近年来在传统法学范畴体系内话语权的妥协处理及专业学科的地位在形式上的确立,环境法正在尝试构建以人与自然整体主义为架构的法治治理模式。在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过程中,却存在“功能不显”与“环境法规则越多,但秩序越少”的境况,需要深思。

一、问题与分析

案例1:“江苏盐城2·20水污染案”

20092月,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存在违规违法作业,向河流中偷排废水,造成了河流污染,导致盐城市内20万居民停用自来水达60多个小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20098月,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责任人、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思。与其他同类案件相比,该案的判决更具重要意义。

本案是我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一罪名,对违法排放污染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处以刑罚。此案之前的类似案件判决,原本一般适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此罪名最高刑期为10年,学界普遍认为刑罚过轻,难以起到威慑效果。本案中,审判长高爱军认为,“本案的判决结果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震慑力无疑是巨大的,本案也是重点治理环境违法事故的标志性案件”。然而,该判决适用罪刑较重的“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较轻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我觉得是值得质疑的。第一,两罪的犯罪构成明显不同,区分起来不是十分困难。在主观方面,胡文标等人将废水排到河中,目的并不是为了危险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不是放任态度。相反,根据常理,他们甚至避免、惧怕危险人身财产安全的结果发生,而只是希望以最低成本处理掉工业废水,不愿制造更多麻烦。盐城水污染事件这种恶性结果的发生,是在他们意料之外的。也就是说,这是典型的过失犯罪,符合“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而不符合以故意犯罪为构成要件的“投放危险物质罪”。第二,在主体方面,该犯罪行为明显是单位所为,不可能以胡文标等个人行为为主体。而符合单位主体犯罪的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不能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法院的判决出于对环保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考虑,但这种严惩的处理方式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上述为环保而弃刑事法律理念的做法,难免有“扬汤止沸”、“因噎废食”之嫌。[1]从中国环境法治的根本问题出发,仅仅关注环境事件个案的处理,而忽视基础性的法治建设;这一做法实质是挖法治建设墙角,实属本末倒置。

尽管如此,还有不少人认为当今中国的环境保护乱象丛生,“治乱世当用重典”,上述案件适用“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一重罪为环境保护者出了一口恶气。倘若这么认为的仅仅是普通公众,考虑到他们对刑事法律并不十分了解,加之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深恶痛绝,我觉得勿需争议。但是,以法律为业的环境法专业人士,熟知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却公然破坏这一刑事法律原则,这就值得大家反思了。外在的判决处理易为人所察觉,其中暴露的深层思维缺陷却让人痛心。

案例2:“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

2013年3月份,上海黄浦江的松江段水域出现大量漂浮死猪的情况,3月10日据上海市农委以及松江区的相关部门了解,已打捞的死猪数量超过了1200多头。上海方面加紧协调并调查黄浦江上游周边地区,调查死猪来源,希望能从源头上制止死猪不规范处置的行为。在调查过程中,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过程中死猪数量又有增加,截止3月20日止,上海相关区域内打捞起漂浮死猪累计已达10395头。上海市水务局监测部门表示,松江当地的自来水水质显示“数据正常”,符合相关标准,暂时不会停止取水,引发上海乃至全国公众的高度关注和质疑。从死猪身上检测出猪圆环病毒,也从侧面否定了之前“猪是冻死的”说法。虽然从死猪身上检测出的病毒不是人畜共患病,但在雾霾、沙尘、地下水污染等环保问题集中袭来的情况下,黄浦江死猪事件迟迟未能尘埃落定。

此次“黄浦江死猪浮尸”,不仅仅是新闻事件或者行政部门的问题,从中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我国环境立法与司法制度的缺失。环保问题不能是单个部门、单个地域单打独斗,在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应该从立法和司法角度着手,构建多部门、多地域建立生态环保的应急联动机制。在自媒体时代,公众不是旁观者,公共参与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更加突出,公共部门无视民意“闭门造车”显然已经行不通了。从此次事件看出,环境立法、司法和行政,从预警到控制,从信息公开到联动协调,都需要统一协调行动,从而提升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二、 困境与症结

(一)中国环境法治的困境

从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的产生看,我国与西方国家差异甚大。欧、美、日本等国的环保运动始发自民间,从环保人士发起,通过公众手段推动政府改革最终达成“民自发参与,政府积极配合”的模式从而促动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环保环境民众力量始终活跃,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法具有明显草根性的特点。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起源于七十年代初,主要是受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触动,由政府首先觉悟、倡导并且推动的,是自上而下的外来理念。群众基础和立法都显薄弱。

自1979年我国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起算,中国环境法治之路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环境法治之路在三十年这个节点上已然到了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的时机。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的环境法治面临诸多困境。以立法方面、行政方面、司法方面分述如下:

第一,在环境立法上。有的学者将我国的环境立法的状况描述为“无大错也无大用”,“中国的环保法律看上去面面俱到、很完善也很广泛,但真正面对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很难从‘完善的环保法律’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条文。[2]另外,因为我国环境立法中公众参与的不足,立法过程中各方面的博弈仅仅发生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往往是部门利益的角逐场,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空泛的原则性规定,给司法、行政执法留下了腐败空间。公众参与立法,是现代社会民主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该项法治原则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落实。

第二,在环境行政上。有的学者指出,在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中也规定了许多反映当代先进环境管理方法的制度与措施。“可以说从建设项目开始前的污染预防到建设过程中的环保治理措施的建设,再到项目建成后的排污控制以及造成污染后的治理,都形成了一条严密的法律规范链条。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和措施严格执行,不仅不会产生新的污染,即使以前的污染也应该能够得到遏制和治理。问题是这些法律规定并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和遵守。”[3]问题就出在这,即使有了制定好的良好法律,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实施。究其原因,执行环境法律的地方政府面临环境监管的“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其深层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GDP情结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严重缺乏。除了上述体制原因之外,由于存在环境部门的部门利益还有环境保护执法人员的私人利益,执法腐败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无论是地方政府出于GDP考虑而不愿执行环保法律,还是环保执法部门出于部门利益不严格执法,抑或是执法人员的私人利益导致的执法腐败,都可以归纳为我国法治现状存在的问题,环境法治的现实不容乐观。

第三,在环境司法上。有的学者在描述我国环境司法的状况时候,用“回避”、“停滞”来形容,即在环境司法中,“回避”表现为“民事性环境案件不受理”、“行政处罚无法执行”、“刑事类型案件不移送”;“停滞”表现为“避重就轻的审判模式”、“名存实亡的利益衡量机制”。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独立的缺位”、“司法能力的不足”、“司法定位的局限性”。[4]其中,司法不独立的问题被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无论是“回避”,还是“停滞”,总与法院的司法独立问题直接相关,而法院的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残缺的“法治”对环境司法具有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环境法治的主要症结

进一步解剖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的具体环节,我们可以发现,当下出现的各类现实困境源于环境法调整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四大传统思维套路缺陷,这是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失灵困境的重要原因:

1、“利益相斥思维套路”的局限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法的诞生的意义在于限制人类不当的经济利益追求,在于处罚破坏环境的行为。这成为一种训斥般的制度,强调命令和服从,强调严刑峻法,环境保护成为一种高高在上,需要自上而下贯彻实施的“任务”。“环境与经济利益何者优先”等惯性逻辑始终充斥环境法领域,环境和经济利益在实践层面几乎成为一种对立关系。

实际上,环境中存在利益,利益即是需求。在一般意义上,法律关系即指利益关系。所谓“环境和发展的对立”不适用于当代环境法语境,环境和发展只是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代名词。这两者都是正当利益,环境法涉及的是两个正当利益的冲突。不可为了一个而否定、侵犯另外一个正当利益,不管有多么冠冕的理由。当代环境法的运行机制和构建,应该处于“生态文明”的语境下进行。环境法不仅仅是为遏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更深层次上,环境法的演进趋势应建立在“增进公共福祉”的根基之上,追求真正的双赢。

另外,环境问题不是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一种公害。环境利益的非排他性、跨区域性与全球性,决定了环境利益又是一种公益。除了包括某一特定环境问题的所有利益相关人,还应包括人与自然物、当代人与后代人、当下利益与期待中的利益。环境法调整机制必须具备广泛性、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这一系统中,接受“和谐理念”引领,强调对弱势利益(如环境利益)和弱势主体(如发展中国家、农村及生态脆弱区)的倾斜保护与补偿;发挥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公害防治、公益维护”功能。[5]

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法律才是获取或减损利益的方式,是利益认可、给予、限制、剥夺或是致损的正式、正当、规范、合法。当代环境法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多元的利益绝非必然是你死我活相互排斥的冲突,利益的“共生共进”是生态文明的内在本质要求。除了“利益限制”,环境法的构建更应体现“利益确认、利益保护和利益救济”的内涵要求。

    2、“末端应对思维套路”的缺陷

    就传统看,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运行存在明显的末端应对思维倾向。受这种思维倾向的指引,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设计与运行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中。环境法的运行和构建价值取向明显表露为一种“问题驱动型调整模式”。[6]显然,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驱动型”已不适应现代高风险社会的风险预防的现实要求,许多环境损害一旦发生,就具有不可逆转性,即使环境法调整机制运作再精良,也将于事无补。因此,在价值取向上,未来的环境法应出实现“发现问题后被动应对”到“主动解决与避免问题”的转变。

3、“行政干预思维套路”的不足

我国环境法制定之初是以污染防治为主,是禁止、限制和许可为主,以利益伤害和限制为要素,经济学称之为“命令-控制”方式。“命令”是行为的至上而下的单一性,“控制”是强调强制性。换读为法学语言,实际上是指行政强制或者行政法中叫做行政管制。其主要表现为两种思维套路:其一,政府为“环境公益唯一维护者”,政府是“命令控制”的唯一且当然主体。其二,政府的监管形式只有“命令控制”一种,即使经济刺激机制也赖于行政干预,从而偏向“行政干预”机制的“单中心”。[7]显然,这两种思维套路都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及时适应并治理复杂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变革传统的思维,在充分虑及多样性区域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治理条件基础上,拓展环境行政非权力机制,促进维护者与方式的多元,在环境法治指引下,唤醒环境民主自决,优化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及时且高效治理环境。

    4、“制定法思维套路”的不宜

任何法律规则都是“当下”语境下的规则,这就决定了任何法律规则都不是万能的。作为生态文明时期重要的法律规则——环境法也是如此。现有环境法的立法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现有问题,把它比喻为“消防队员”不足为过。这又陷入了“先污染后治理”,“末端应对”的传统思维套路。 

重要的是,我国的环境法调整机制的运行有很强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物群落分布广袤、区域经济发展及污染技术水平各异的国家而言,“地方性的生态系统状况”直接关系到环境问题的产生或严重程度,决定环境法调整机制的定位与建构。显然,以整个国家或整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技术水平等的平均量值作为制定依据的环境法律规范(特别是环境标准),将会使环境法的调整机制运行,在情态各异的“地方性”面前面临“普适性不能”的难题。

正视这一事实,走出“制定法思维套路”,走出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因负担过于沉重而导致的正义“迟到”或者“不到”现象,适时适量填补民间法律规则,促进环境法调整机制的优化是当务之急。

三、构建与突破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施。”环境利益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上不是可以“先污染,再治理”的次属性利益。鉴于现阶段环境法制沉重代价,从环境法功能最大化视角分析,环境法制运行模式的构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主动预防,构建全套司法机制

政府在执行环境法时需要预防放在第一位,把惩罚放在第二位,从“末端思维套路”中解脱出来,通过两者的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如同医学上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实现“从公害治理到整体性预防”的转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国已专门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预防性”法律法规,但该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关于预防机制,笔者觉得从环保的日常手段开始,从经济角度切入才是重要的解决之道。

首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建构:

1、守法援助。指国家和各地环保局等环保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散发宣传品、提供法律培训、举行听证会、设立网络、电话等多种咨询交流平台等向受管制者和公众提供有关生产、管理、生活过程中需要遵守的环境法律、环境管理信息和服务.以促进他们自觉遵守环境法律和法规。

2、守法激励。即对那些环境守法行为者给以奖励以进一步激励他们遵守法律的意愿。激励方式主要是通过政策降低守法成本。如在金融领域内通过免去环境债券的利息、在贷款中设立用于保护环境的资金比例、运用抵消性政策等降低守法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排污费、污染税、许可证制度、对守法企业的补贴、奖励等经济刺激方法的实施促进守法。

3、守法监测。指通过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来评估被管制者的守法状况。守法监测所需信息通常通过检查、自我监督、公众投诉举报、区域监测等方式获得。其惩罚机制包括非正式机制和正式机制。[8]

环境执法的非正式机制针对的是违法程度较轻、造成的危害较小的行为。其目的在于促使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不具有惩罚性。一般通过电话通知、检查、发出警告信和违法通知等方式进行。这些行动本身不具有执行性。但如果违法者忽视非正式行动,不采取改进措施,则可能会引发正式机制的运行。

    正式的执法机制包括行政行动、民事行动和刑事行动。[9]这些执法行动都具有强制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从立法层面自上而下的建构。

    1)行政行动指环境执法机构依据法定权限,不经过法庭程序直接要求被管制者在规定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并对违法者可进行物质上、资格上的惩罚。它通常是司法执行行动的前奏。罚款、命令违法者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撤销许可证等都是常见的方式。如对违法排污者,[10]每天每项指标罚款多少数额。最高可罚至多少数额。数额在多少以下的由环保执法部门直接罚,超过这个数额的须经法庭判决,由法院执行。

    2)民事行动主要有强制令和民事罚款制裁。它们往往应用于重大违法行为。以美国为例,美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对重大的违法行为,执法机构只能做出处罚决定,[11]最后的决定权由法院掌握。

(3)刑事行动用于最严重的违法者。刑事执行行为主要有罚金、监禁和两者并罚。然而,政府部门毕竟不如公众接近自然。他们对环境的反应也不如公众迅速。而且,在没有广泛监督的情况下,政府与被管制者之间很容易产生“寻租”。基于以上原因,公民执行需要得到更多倚重,由此引发第二个构建。

(二)倚重多元主体,构建权责监督体系

由于制度缺陷或利益驱动,政府在环境执法方面可能会有意或无意疏忽。只有从“行政干预思维套路”中解放出来才能根本解决由此带来的“寻租”问题。而在我国,公众参与恰恰是环境保护中最薄弱的环节。政府如何通过立法来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并可通过此项构建解决环境行政方面的问题。

环境问题真切涉及公民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权利,公民对此的关注和投入,正是杜绝此类疏忽的“利器”。例如,根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规定,公众在环境方面有知情权。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公开其对人类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或计划的信息。同时,公众拥有对行政机关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论的权利。美国《清洁空气法》甚至专门规定了“公民诉讼”、“司法审查”等条款。[12]这些为公民执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在这两项上可以给予借鉴、吸收。

公民执行是指任何公民个人或公众团体不仅可以监督政府机关执行环境法的情况,也可以对公司企业的守法情况进行监督,它主要是通过公民诉讼来实现。

诉讼有两种情况:公众或民间环保组织对政府环保机构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或不作为提起诉讼;公民对那些没有执行环境标准或执行不到位的企业提起诉讼。这样,不仅企业的行为要受到公众的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样要受到公众的监督。[13]当然。环保机构也可以直接起诉不遵守环境法的企业,企业也可以起诉环保机构制定不合理的环境标准。通过个人和组织对政府的监督、个人和政府对企业的监督、企业和个人对政府活动的质疑,形成了一个灵活、互动的、相互制约的一个环境执法体系。

城仲模先生在《二十一世纪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中指出:“时至今日,已无‘治者’与‘被治者’之分,过去的单方高权行政与社会分配责任,早已被‘行政伙伴’与‘责任伙伴’所取代。”[14]这表明了社会变迁给行政法功能运行所带来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环境保护的公益性、环境问题的公害性”特征面前,将表现的更为明显。公众应参与到“从环境资源保护到利益分享的整个过程”,在互助合作中保证公平、公正和有效。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政府的“权威”不能代替专业的“权威”;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更离不开各主体的合作。这就必然要求环境法在确认不同主体的法律地位及相应资格上发挥功能,促使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助合作(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环保企业、民间团体、地方社群自治体、公民个人等),促进多元主体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实现环境治理的从“统治—治理—善治”的转型。

(三)整合多种方式,回应社会变迁需求

基于上述第二点,环境法制中多主体的参与,导致主体之间分工合作机制,公正效率问题凸显。也就是前文所提及的司法不严问题。如果仅从受害者单方制止或者单纯依靠命令控制手段,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从“制定法思维套路”出发的现有环境法只能面临这样一个结局:环境法功能无法彰显,甚至出现立法愈多愈严的“严刑峻法”,但效率和效果却愈差。要充分彰显环境法的功能,必然要求跳出“利益相斥”的思维套路,进行多种力量的整合,建构全新的处理环境问题的体制。这里所指的方式多元整合,包含以下方面的要求:

1、从“单兵作战”到“联合部署”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公民个人和其他主体之间的补充促进,特别是民众力量的参与。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参与度,可谓最普遍、最广泛之第一防线。

2、“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由中央到地方设立环保机构,并强调公民个人及环保组织的监督对象不仅是企业,还同时监督政府。“民间参与”、“合作国家”、“公私协力”理念下,完成环境法制“从个人主义、自由放任转化成今日个人、社会、国家三位协同一体”。[15]

3、突破学科界限,回应社会需求。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环境法现状,应突破法学学科界域的限制,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对此,叶俊荣教授也指出:“环境法研究逐渐走向政策分析及科技整合的方向,纯粹法律概念式的分析逐渐减少。从高度抽象的理念,转移到具体环境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做到‘线’与‘面’的考量,以有效提高环境法的功能品质,避免功能发挥之障碍。”[16]

四、内省与契机

环境法根植于传统法又有别于传统法,伴随着环境法的肇起和环境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往“生态文明”的方向产生互动和演变,各国的法治蓝图由此呈现出新的张力和意图,未来法治体系格局的发展将由此改变。

环境法的理性回归,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法学价值取向、逻辑理论和制度预设的理性反思,传统法也开始与时俱进,逐步适应并回应环境法回归所引发的挑战。但前文提及的“四大思维套路缺陷”需要从根本进行改变。

首先,传统法律价值观的转变。从环境问题引发的经验、教训,人类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相斥”价值观逐渐变革,从人类中心缓慢转向生态中心。从立法层面上而言,环境法应从更高的生态高度设计和谐共处的未来。

其次,传统法学逻辑的变革。人和自然既然共属于生态文明的定义之下,理应顺从“科学发展”的要求,“制定法”尤其是以“末端应对”为出发点的相关法律应抛弃其逻辑,从发展的角度整体看待环境问题。

第三,传统法学体系的重塑。在环境危机面前,“人类不得不迎接生态文明的时代,我们必须对法律被决定这一点有更全面的认识,必须把法律被决定上升为基本的法律理念,并按照法律被决定的判断设计新的法律制度或调整现有的法律制度,构建新的法学理论或对现有的法学理论框架、原理、命题等做相应的调整或补充”。[17]

第四,传统法学立场的重设。中国开始致力于法治国家建设以来,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创新和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但现如今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前提都以满足国家经济发展为基本要义,虽有无法逾越的历史因素,但也无法掩盖其法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严重倾向。

就环境法来说,在环境立法方面我国尚未真正将已成为国民共识的尊重、平等对待自然与建设生态文明树为基本要求。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只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以及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这虽然表明了对自然价值的某种重视,但仍旧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点的较为功利性考量。

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将保护环境、人的健康、经济发展不分主次的确定为环境法立法的三大目的,在实践中将经济发展居于首要地位,自然生态处于为人与社会服务的次位,从而导致了环境立法在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难以发挥预期效果。而其他的部门立法,更是鲜有尊重和平等对待环境的有关规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在司法领域与环境执法领域,我国许多司法工作者与行政执法者对自然环境缺乏尊重的态度、对生态环境欠缺强烈的保护意识,对自然环境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无法克服地方保护注意和经济至上思想意识与行为上的阻碍,致使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保护生态环境目的。

在以上情况下,重设立场,以法为核心,以法制为基础,用法律纽带串设整个社会的法治和环境意识刻不容缓,“依法治国”也必将从意识和实践层面得以贯彻。

据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有相当多人仍然不同意为了保护环境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但同时,公民对参与环保活动却充满了积极性,对环境危机意识大大增强。以1999年“保卫母亲河”环保行动为例,截止2011年,我国共吸引了5亿多人次青少年参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进行了友好交流,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实现着我国环境保护中坚力量的壮大,这是我国环境法制理性回归的极好契机。[18]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基于此,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确立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方向。社会管理在当下的根本要义是“依法治国”,环境法的反省正当其时。

生态文明要求社会的建设必须符合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法治建设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要符合生态规则方面的要求,逐渐实现从人本法治到生态法治的转变。若能善加利用已经取得的成效,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大方面推动整体环境道德观的形成对我国环境法制事业有无尽的意义。例如美国从小学开始设置关于环保主题的课程和活动,学生通过参与社区活动,野营等方式自小接触环保事业,培养其对环保的敏感性。在社会层面,美国草根组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环保运动,由此推动了美国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对民众而言,保护环境已经融人到他们的价值观变成了日常生活的自觉行动。对国家而言,把保护环境融入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变成了领导者们的思维方式。

环境立法的理性回归、环境司法的积极联动,在和谐与民主中实现多元利益的共生,共进、再生,进而谋求国民的最大福利势在必行。

 

结语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由此中国确立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方向。“在生态文明下,法律必须接受生态规律的约束,只能在自然法则许可的范围内编制。立法者应当学会让自己的意志服从自然规律,应当自觉地把生态规律当成建造法律的准则,注意用自然法则检查通过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和制度的正确与错误”。显然,在环境法治下,首先国家立法应再现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确立生态伦理的主导性。其二,从国家法治的内在价值来看,根植于自然法的法治已不仅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其背后蕴含着维护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义务,担负着正义和良知等价值观的责任。

现代社会中,不以己之利损害自然的权利,将自然正义的法律价值与人的自由权利保护相契合,不仅仅是法治文明的彰显,也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时代的诉求。环境法的肇起及引发的传统法学革命宣告了自然理性的回归,这是环境危机形势下的时代呼唤,同时,也是未来中国环境法治前进与发展的内驱力和发展方向。

因此,当下社会环境下,环境保护法律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展现环境伦理的基本价值,并通过合理的法律实现机制使环境法的功能得到全方位的彰显,从而避免产生或有效治理像本文开篇提到的“江苏盐城2·20水污染案”和“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等类似情形,环境法才能以自己的运行方式得以真正实现,中国的环境法治才能在有效地呼应当下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下而迎来自己的春天,生态文明社会才能得以建立。

 

 

 

 

 

 



1)李义松,苏胜:呼唤回归的中国环境法——从“盐城水污染案”判决的公众回应谈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1-20

[2]) 汪劲:《环境法治三十年:回顾与反思》,《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 王灿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法律反思》,《环境保护》2009年第9A期。

[4]) 齐晔等著:《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6页。

[5]) 田红星:《环境权利义务再分配的困境分析》,载《河北学刊》2010,30页。

[6]) 刘芳雄,吴宗金:《环境法调整机制变革与企业的环境责任》,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第30页。

[7]) 钭晓东:《环境法调整机制运行双重失灵的主要症结》,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6,30页。

[8]) 秦虎,张建宇:《美国环境执法特点及其启示》,载《环境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8页。

[9]) 沈文辉:三位一体——美国环境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启示,《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8-15

[10]) 玛丽A.盖得:《美国环境管理体系中的联邦与地方政府角色透视》,载《环境科学研究》2006年,19(增刊),第126132页。

[11] USEPAEPA organizational chart[EBOEl(2010--01-28)[2010-05-25]

[12]) 汪劲,严厚福,孙晓璞《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版。

[13])张信芳,席婷婷:看美国环境管理架构运行机制的启示 -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2-06-15

[14]) 城仲模:《二十一世纪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载《法令学刊))2001年第12期,第4950页。

[15]) 黄维幸:《法律与社会理论的批判》,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出版,第1l页。

[16]) 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北京:中圆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17]) 徐祥民:《被决定的法理--法学理论在生态文明中的革命》,《法学论坛》2007年第1期。

[18])刘洪岩:环境法的肇起:自然理性的回归与法学革命。摘自《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33092013.05.17.

第1页  共1页
 

 

关闭窗口

联系我们
地址:长乐市吴航路471号  邮编:350200  电话:0591-28922439  传真:0591-28200618  立案咨询:0591-28200638  
您是第 3867096 位访客